八卷《剑桥非洲史》，我们一起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如何？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8 volume set

Serie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Edited by J. Desmond Clark

J. D. Fage

Roland Oliver

Richard Gray

John E. Flint

G. N. Sanderson

8 Hardback books

 (ISBN-13: 9780521334600 | ISBN-10: 0521334608)

An incredibly valuable resource!, December 27, 1999

By A Customer

This is an eight-volume history of Africa that I can't recommend highly enough. Patiently working my way through it over the course of several months did more to reduce my ignorance of human history than anything else I have ever done. I found several discussions particularly helpful:

- the physical evidence for human origins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 The colonization of Madagascar by voyagers from Malaysia, which introduced the banana and several other valuable food crops into Africa in classical times

- How the conquest of valley-dwelling, agricultural Hutu by hilltop-dwelling, cattle-herding Tutsi serendipitously benefited both cultures, since manure from Tutsi cattle enabled greater Hutu cultivation of the banana

- How the Iron Age came to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this was what led me to this work in the first place)

-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rab learning and philosophy at the height of the Muslim empires during Europe's Middle Ages

I did find the discussions of late-Christian Egypt and Arab civilization more difficult to follow than the rest, because these discussions make heavy use of italicized Egyptian and Arabic words without bothering to explain them to the non-expert reader. This forced me to keep going back and re-reading earlier passages as I figured out these terms' likely meanings from their context in later passages.

Overall, however, this is a work I would love to have on my own bookshelf, if it weren't so very costly to purchase. The copy I read belongs to the King County Library system. (Seattle and Redmond, Washington, are the best-known cities in King County.)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在 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 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 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 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 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 能埋"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 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 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 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 敢通问的。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 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 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 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 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 非常人可及。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 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 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127;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 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 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 样自然流出来。而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 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 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 典。他说"我以前那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60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 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 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 年的大劫。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 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30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 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1957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 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 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 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 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aneu tics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使我茅塞顿开。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 (deconstruct)一辞原来还是钱先生应别人之请翻译的。他的知识之新鲜一如其渊博。

　　我这个人是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 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 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他的名言："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

　　九年前的夏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大概还没有冲洗干净，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唯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我相信海内外无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作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 --"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抗战胜利以后50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60岁。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夭，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1998年12月24日(钱先生逝后第五日)

       女主人如此豪爽，让每个人心中都豪情万丈，醇香的酒气，催动勃发的豪气，让满满的酒杯又重新装上了空气。李院长拿过酒瓶，看着眼镜片后的张欣，说道：“张院长，从今以后，那些海归们就全归你来管理了。哪一个不听话，你就直接开除他，不必向我汇报。”

       张欣不懂上司常常夸大对下属的信任，有时，还会写个“你办事，我放心”的便条来表示下属做事全凭自主。他以为自己拿到了上方宝剑，当下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道：“兄弟不才，承蒙栽培，必当肝脑涂地，不负厚望。”致远心想，他这一套全是照着国民党的腔调，并没有照着共产党员的“一定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的套路，肯定不会让老共产党员的李院长满意，相反还可能会让人产生红色江山易主的担忧。

       果然，李院长很不满意，让张欣不必客气。他掉过头来对马致远举杯道：“小马，你以后既是张院长的助手，又是我的助理，我要麻烦你了。”他下午的时候，还把马致远全部交付给张欣使用，现在他又学习调拨物资的办事员风格，把一部分的马致远给克扣了下来，算是部分地收复了口头上的失地。他不知道六祖慧能有过“不落文字”的训戒，否则，会佩服自己的这种空口无凭与禅宗的开山鼻祖完全吻合，充分说明了他骨格清奇，慧根天成。

       马致远心想院长助理根本就是个替人背黑锅、帮人领稿纸、甚至是帮人家去接送小孩的跟班和跑腿，算不得很了不起的职位，他不肯郑重地表示感谢。方小姐在一旁看着着急，拉着致远一起站起来，说：“我也代表致远感谢领导的爱护和关怀!”她不管马致远也在场，并没有让她代表的需要，也不管李院长下面还有针对她的专门说辞，就学着商家“买一送一”的促销方式，把她的感谢强行搭售了出去。

       李院长呵呵直乐，说道：“既然你们一起喝，那就应该喝个交杯酒，我和张院长做你们的爱情见证人。”

       致远心想，喝交杯酒是新婚夫妇喜结同心的表示，自己与方小姐还没有真实的恋情，所以，这只能算是宴席上的曲艺表演。方小姐虽然觉得这样的进展远远超过了自己的期望，她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地脑袋发晕，害怕自己不能顺利地回到地面。两人的迟疑招来了张李二人的催促，所以，他们就没有任何准备地把手臂交合在一起，心情平静地喝了酒。

方小姐一下子觉得酒气冲鼻，不肯顺从食道的指挥老实地入胃，而是如同找到了火山口的岩浆，要从嘴巴里喷涌出来。方小姐连忙紧抿了双唇，闭住呼吸，增大胸腹间的气压，将它压服下去。酒气在她体内四散奔突，直冲到脸上，让她的双颊闪出一片红光，宛如预示着一天好天气的满天红霞，照得每个人脸上一片喜色。

方小姐不敢说话，害怕自己压制不住腹里美酒的犯上作乱。大家知道她不会喝酒，于是也都不敢说话，怕打扰了她的修炼，惹得她走火入魔。

       在大家休息着消化冷菜的空闲时间里，方小姐客气地说道：“下面的菜也不知合不合大家的口味。我也不会点菜，就请教了我同学。我这位同学是省领导的生活秘书。我按照他开出来的省领导的科学菜单点了一桌。致远，你不要怪我偷懒。这个酒水的上法，也是他教我的，说领导们现在都特别讲究养生之道，都是这个时候才开酒。”

       她这一番半真半假、经同学指点由她改良的上菜方式，加上了省领导的亲自助阵，就如同那些遵古炮制或宫廷秘制的食品和膏药一样，展现了这一桌菜的权威性和新奇感，使得每个人都不敢小觑，哪个敢不服？那不是跟遥远的省领导过不去吗？李院长虽然也有幸出席过市里的会议，但是，从来没有机会与领导同桌共饮，只能在大堂里吃自助餐。张欣早就知道中国官员腐败成风，每一次看“透明国际”的各国廉政榜，都要怪这个榜不透明，没有公开腐败官员吃喝玩乐的内容。马致远心想，过一会儿一定要看看这些人究竟吃些什么，难不成真是像天鹅屁那样难得？

       张李二人夸奖方小姐心思独到，自己也愿意正好趁此机会来过过高级官员的瘾，享享他们的福，当然，“我们是没有机会做到那样的位子了，”这又成了这两个怀才不遇者的共同遗憾。

       方小姐听出李院长话里的破绽，觉得他居于高位却不坦白，不由得开始帮他计算，笑道：“李院长，咱们学校是部级单位还是副部级单位？”致远一听，心想完了，这些官僚又要开始玩梁山好汉排定座次的那种滥游戏了。他不能逼方小姐收回去，就只能低头喝茶。

       李院长一听，就像瞌睡的人摸到了枕头，热极而渴的人吃上了冰淇淋，深山老林里的小和尚见到了姑娘，嗜赌如命的人看到了麻将，心头热烘烘地像是蒸汽机在发动，他爽快地说道：“学校呢，只是清华北大是部级单位，我们比它们低半级，是副部级。”

       方小姐的黑豆眼变成了算盘珠子，她掰着手指头，说：“咱们校长是副部级，副校长就是厅级，您比他们低半级，那就是副厅级了。”她语气肯定，完全超过了当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说“大学之谓也，非有大楼也，有大师也”的坚决。致远心想，看来梅校长这句话应该修正，大学应该重新定义，大学者，校园中都有大官也。可惜方小姐慧心还是不够，她不知道这学校里不仅老师是大官，自从官员知识化的口号提出之后，还有很多人因大官而大学了。

       李院长颔首而笑，觉得方小姐给他安排的这个级别很正确。他笑道：“这个意见很好，其实，国家应该这样做，譬如校长前面加上部级或副部级知识分子的头衔，这样也可以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国策。”

       致远身子往旁边一躲，让服务员上菜，歪着身子说道：“这个称号有点问题，因为自古以来，大家都认为无官不贪，岳飞也说文官爱财，武将怕死，所谓三年清知县，十万白花银，正是这样的写照；但是，历史上又流传说知识分子清廉自持，不可同流合污，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所以，这个封号存在内在的矛盾。”

       方小姐见李院长为难，就说致远真是老脑筋，因为“这样的写法，既可以说明官员可以不贪，这证明了中国官场治理的卓有成效；又可以说明知识分子可以弄一点钱，这就扭转了以前知识分子必定是穷酸家的形象。”她看致远不服，怕他说的话又要得罪人，就不肯断气地接着说道：“致远，你现在也算个处级干部了，我就为你自豪，也觉得脸上有光。”眼睛里都是额外的规劝，让致远别惹客人生气。

       致远被方小姐的黑豆眼瞪住，不敢造次，就只好叉开了话题，说道：“那你以后可得对我好点哦!”他唱戏一样地把“哦”拖得很久，装出新官上任不认糟糠的样子。

       方小姐舒了口气，仿佛伊拉克上空消失了美国轰炸机一样的轻松，说道：“你这人说话没良心，我对你还不够好吗？”致远慌忙说对自己太好，他是真不懂官场的习惯，因为他完全可以通过复杂的论证来说明自己现有的待遇够不上应有的级别，当然，他的收入也没有到达可以正常享受待遇的层次。

       张欣对自己的级别也感兴趣，他本来不想多问，只是自己心算的时候，总是会扯到美国的参议员或众议员上去，就不耻下问地问方小姐：“按照这样的算法，我是哪个级别？”方小姐不相信这样的算术题都难倒了大学教授，更不相信自己居然成了释疑解惑的专家，就赶忙说：“您比李院长低半级，就是处级了。”她怕张欣搞不清这个处级干部到底有哪些实际的势力，就举例道：“像公安局长，县级市的市长都是处级干部，权力很大。”

       张欣恍然大悟，觉得这又是个好题目，说道：“这倒不错。我们可以考虑把从古至今的有名的知识分子都按照这个方法，做个排行榜，就像人家做的大学排行榜一样。到时候，可以到教育部去申请立项。”

       这话说得李院长都要发笑，马致远更把方小姐的那一眼给忘光了，不顾一切地说道：“这不行。按照行政级别，像孔夫子那样的至圣先师，最多可以封个玉皇大帝级知识分子；但是，儒释道三家并立，如来佛要比玉皇大帝高很多，所以，估计他未必肯自降身份，甘心屈就。还有一个诗圣杜甫，他生前住在茅草屋里，怪秋风吹坏了他的房子，而且寒酸得吃牛肉给噎死了。按照孔子的‘圣级’待遇，他最少也得是个金刚级的知识分子。我估计他一定会想着赶快来投胎做人，享受这人间的富贵。”

       方小姐在他说话的时候，不住地给他使眼色，却发现他像不怕死的刁民一样，再不肯服帖。她于是起身给大家斟酒，分散大家的注意力。果然，致远发现自己的演说效果被化解了许多，就没有再举出一辈子不肯做官的庄子来证明可能有人会从棺材里跳出来，找封他官做的人拼命；宋徽宗那样的皇帝级大才子不愿意落个被封个省级干部的待遇，要那个弄“知识分子排行榜”的人让他官复原位，重登大宝。总之，这些死人都会不肯罢休，都会像《说唐》里的十八路烟尘一样，要出来大闹一场。

       方小姐本想让马致远起身说两句话，敬客人的酒，但是，却发现他无动于中地坐在那里，眼神飘渺得像是在古人沟通谈心。她只好举起酒杯来，说道：“本来我是滴酒不沾，但是，这样就会妨碍大家痛饮的雅兴。所以，我今天破例，也冒充一回女中豪杰，陪诸位喝个痛快。”说罢，扬脖举头，一饮而尽。她学着别人一样，将空酒杯向四周照了一遍，以示诚意和诚实。只是每一滴酒都像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聚集在一起，直将她的食道和肠胃当成了火场。她不停地哈气，赶快吃了几口菜，想诱骗这些火头来烧真正的草叶；又连喝几口水，想扑灭腹中的烈火。